《黄宫绣中医研究会》第期

旴

江

医

派

1.7寒温统一辨治热病是旴江医派的诊疗学特点

1.7.1.4内伤杂病发热虚实论

图为《医门法律》

1.7.1.4内伤杂病发热虚实论。喻氏指出：“杂病发热者，乃阴虚于下也。《经》云：阴虚则发热。”(《医门法律·卷四·热湿暑三气门》)。喻氏云：“《内经》病机十九条，叙热病独多。谓诸病喘呕吐酸，暴注下迫，转筋，小便浑浊，腹胀大，鼓之有声如鼓，痈疽疡疹，瘤气结核，吐下霍乱，瞀郁肿胀，鼻塞鼽衄，血溢血泄，淋闷，身体恶寒，战栗惊惑，悲笑谵妄，衄蔑血污，皆属于热”(《医门法律·卷四·热湿暑三气门》)。

杂病热症之发热，喻氏认为临床宜辨明虚实，归纳其发热病机七条：一是五脏实热，表现为能食而热、口舌干燥、大便难；可泻有余之火，多用苦寒之味，据不同的脏腑选择相应的药物。二是阴虚发热，表现为烦热恶热；可用咸寒之剂，养阴清热，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三是血虚发热，表现有发热恶热、大渴不止、烦躁肌热、不欲近衣、脉洪大按之无力，或目痛鼻干；可用甘寒补血之剂，以当归补血汤为代表方。四是气虚发热，表现为不能食而热、自汗气短；可用李东垣甘温除热法。五是湿热相搏，表现为烦躁闷乱、四肢发热，或身体沉重、走注疼痛；可用木香、木通、葶苈等药。六是火郁发热，表现为脾胃虚弱，又过食冷物，阳气抑遏于脾土之中，出现火郁之病；可用李东垣升阳散火之法。七是阳虚发热，多为命门火衰，真阳脱出，出现上热下寒之证，属真寒假热；可用附子、干姜等温热之剂，回阳固脱。而对于六腑实热证，表现为腹胀不通、口舌生疮，可用生姜泻心汤；肥人之热，当泻其有余；瘦人之热，当滋阴降火。此外，喻氏在三气门方中列举了多首热病备选方剂如治实热代表方有人参泻肺汤、天门冬散、半夏汤、赤茯苓汤、利膈散、消毒犀角饮、牛黄膏；治虚热代表方有龙脑鸡苏丸、地黄煎、四物二连汤，四顺清凉饮子、杨氏秦艽扶羸汤、《局方》当归补血汤等。

此外，杂病热症之恶寒，喻氏认为：“杂病恶寒者，乃热甚于内也。《经》云：恶寒战栗者皆属于热……《原病式》曰：病热甚而反觉其寒，此为病热，实非寒者是也”(《医门法律·卷四·热湿暑三气门》)。临床宜辨明外感与内伤，外感恶寒邪在表，阻遏卫气，肌表失于温煦；内伤杂病恶寒，因内热过盛，壅闭气机，是阴阳割据的真热假寒证。正如《内经》病机十九条所云：“诸紧鼓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

1.7.1.5秋燥论

图为喻嘉言

1.7.1.5秋燥论。喻氏辨治秋燥，认为“《内经》病机十九条独遗燥气，他凡秋伤于燥皆谓秋伤于湿，历代诸贤随文作解，弗察其讹”(《医门法律·卷四·秋燥论》)。喻氏根据六气配四时的五行学说，提出“秋伤于燥”之说,纠正了《内经》“秋伤于湿”之讹误，指出:“大意谓春伤于风，夏伤于暑，长夏伤于湿，秋伤于燥，冬伤于寒，觉六气配四时之旨，与五运不相背戾，而千古之大疑，始一决也”(《医门法律·卷四·秋燥论》)。这一更改，很符合自然界气候变化的客观规律。可见，喻氏在燥病的病因、证候及治疗方面有着突出贡献，充实了六淫致病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病因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治疗秋燥，喻氏提出燥在里宜治里，忌用辛香行气之燥药，创制了“清燥救肺汤”主治肺燥，方中以甘柔滋润之品清燥救肺，肺气得润，则清肃气行，治节有权，胃气也得以通降下行而喘平呕止，药效颇佳，沿用至今，促进了甘寒润燥、清肃肺气学说的发展。

1.7.2万友生倡导寒温统一以八纲辨治热病

图为万友生

由于旴江流域高温潮湿、高压闷热的气候环境，使人易体内伏热而发热病，所以旴江医家善治热病。当代旴江名医万友生尤对热病的辨治见解独到和体会深刻，著有《寒温统一论》《伤寒知要》《万氏热病学》等，倡导寒温统一以八纲辨治热病，建立了系统而完善的热病学科体系。

万友生指出：“无论外感六淫或内伤七情、饮食、劳倦等都能引起发热，而凡具有发热的外感、内伤疾病都可称之为热病……这个概念包含着伤寒与温病的统一及外感热病与内伤热病的统一。”万氏认为，八纲，是伤寒六经、温病三焦和卫气营血、杂病脏腑辨证论治的总纲。

万友生针对中医寒温分论、热病局限于外感病而排斥在内伤病之外，临床上大量的热病是由西医接诊而中医怯步不前的困境，他站在寒、温、内、外统一这个新的起点上，倡导八纲统六经、三焦、卫气营血和脏腑的辨证论治，以适应现代热病临床的需要，提高临床疗效，让中医在现代热病临床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万友生带领研究团队，提出并设计了“应用寒温统一热病理论指导治疗急症的临床研究”课题，开展了深入的研究。该题后来列入了国家科委“七五”攻关项目，以寒温内外统一的热病理论为指导，对多种发热性疾病，进行了前瞻性研究，研究结果证明，以八纲统六经、三焦、卫气营血和脏腑的辨证论治体系，能适应当前热病临床实践的需要，能启迪临床思路，提高疗效。

1.7.2万友生倡导寒温统一以八纲辨治热病

1.7.2.1倡导寒温统一

图为万友生

万友生《寒温统一论》指出：“伤寒学派和温病学派的论争，由来甚久，至今未息。其实，从伤寒和温病学说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它们本来就是由合而分，又由分而合的”。

春秋战国至东汉时期，《内经》《难经》《伤寒论》都是寒温合论的。如《内经》认为热病皆伤寒之类，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夏至日前为温病，夏至日后为暑病；《难经》所谓五种伤寒中就包括温病、热病、湿温；《伤寒论》不仅论及伤寒，而且论及温病、风温、风湿和痉湿暍病等。这一寒温合论的局面，由东汉延伸到晋、隋、唐、宋、元时期。

明代，温病学说逐渐兴起，并从伤寒学说中分化出来，独立发展。吴又可首先著成《温疫论》，由此寒温分论。

清代，叶天士、薛生白、王孟英、吴鞠通等著《温热论》《湿热条辨》《温热经纬》《温病条辨》，形成了三焦和卫气营血辨证论治体系。但是，由于伤寒学说是温病学说的基础，温病学说是伤寒学说的发展，此时寒温分论逐渐走上了寒温合论的道路，如喻嘉言《尚论篇》、杨玉衡著《寒温条辨》等。

20世纪以来，主张寒温合论者渐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寒温统一的趋势，已日渐成为中医学界的主要动向之一。不少中医学者认为，伤寒六经体系和温病三焦、卫气营血体系虽然各自有其特点，但都属于外感病辨证论治的范畴，应该冶于一炉，融为一体。此时，万友生提出：“伤寒学说比较详于表里虚实的寒证治法而重在救阳，温病学说比较详于表里虚实的热证治法而重在救阴，分之各有缺陷，合之便成完璧”。

万友生《寒温统一论》指出：“寒温是应该重新合论，使之归于一统的。当然，今天的寒温合论并非历史的重复，而是对过去寒温合论以及寒温分论的继承发展，是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统一。近时中医学界在寒温如何统一这个问题上主张不一，有的主张用伤寒六经来统温病三焦和卫气营血；有的主张用温病卫气营血和三焦来统伤寒六经；有的主张用西医对急性热病的分期方法来统一中医的寒温两说等。我之所以主张用八纲来统伤寒六经和温病三焦、卫气营血，是因八纲乃中医对疾病，尤其是外感病辨证论治的总纲。而王叔和所编次的张仲景《伤寒论》，虽然名为三阳三阴辩证论治，实则其阴阳是落实在表里寒热虚实上的。因而也就是八纲辨证论治。继之而起的温病学家，如叶天士的《温热论》和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等，虽然是按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论治，但都是对张仲景《伤寒论》的继承发展，仍然是以八纲为依归，并在表里虚实的热证治法方面大大地弥补了《伤寒论》的不足。因此，用八纲来统一寒温两说”。

1.7.2.2确立热病学

图为《寒温统一论》

热病一名，尚无定义。《素问?热论篇》云：“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认为热病是因伤寒所致。《素向玄机原病式》“六气皆能化火”“热病只能作热治，不能从寒医”，认为热病是因热邪所致。

万友生指出：现代临床上，大量的外感热病是由西医接诊的。他们广泛应用的抗生素一般来说是有效的，但也存在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普遍存在耐药性、过敏性、毒副反应等；用之不当而产生的菌群失调疾病；对免疫机能低下的个体无法产生抑菌效果；对病毒感染性热病无效等等。而这些，又常常与患者的个体特异性(如伏邪的存在、体质的阴阳偏颇、内伤疾病的影响等)有关，中医对此确有较大的优势。事实上有许多严重的外感热病，当西医束手时，中医运用外感与内伤相结合的观点，常可应手取效。中医在这方面虽然拥有丰富的理论和经验，但何以病人往往不先找中医而先找西医？为什么一般中医望危急重症之热病而却步？难道不是“中医治不了急性病”的俗见所致吗？而这一俗见之所以盛行，归根结缔，难道不该归咎于我们未能把中医热病学术继承发扬好吗？因此，万友生撰著《热病学》，倡导八纲统一寒温证治，建立了热病学科体系。

万友生《热病学》认为：不少医家据《内经》所述“把热病局限于外感病，而排斥在内伤病之外。这些认识都是不够全面的。其实，无论外感六淫或内伤七情、饮食、劳倦等都能引起发热，而凡具有发热的外感、内伤疾病都可称之为热病。这在《黄帝内经》中就已明确，如《素问》‘热论’篇所论寒温热病虽属外感，但其‘刺热’篇所论五脏热病则属内伤。尤其是《伤寒杂病论》冶寒、温、外、内于一炉，理、法、方、药具备，大大地充实了《黄帝内经》热病的内容。后世各家温病学说和内伤热病学说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的热病学说。从现代医学的病名诊断和中医辨证相结合的角度看，往往同一种感染性发热性疾病，在其过程中，不仅可见热性证侯，也能出现寒性证候，这是临床经常可以碰到的。所以现今多数中医学者已认识到伤寒和温病都属于外感热病范围，也认识到外感热病和内伤热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寒温外感热病和内伤热病应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就为寒温统一和内外统一的中医热病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才有可能从寒温外感热病和内伤热病的共性出发，给出热病的定义如下:热病是指一般具有发热症状的所有外感、内伤疾病。这个概念包含着伤寒与温病的统一及外感热病与内伤热病的统一。所谓统一，并非否认它们之间的差异，而是从人的认识角度言，需要在历代医家探案的基础上，用一种理论框架，全面地反映各种热病既区别又联系的证治规律，使中医热病理论和临床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

1.7.2万友生倡导寒温统一以八纲辨治热病

1.7.2.3倡导八纲为辨治热病总纲

图为《万友生热病学》

外感热病和内伤热病虽各有其特殊的证治体系，但热病作为一个研究整体又存在共同规律，从辨证的角度看，无论外感热病还是内伤热病，都不出八纲范围，因为八纲是一切疾病尤其热病证治规律的总纲。八纲辨证，是中医辨证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源于《内经》，奠基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

万友生《热病学》指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实质上是表里、寒热、虚实六变。如程钟龄在论八纲时指出：‘至于病之阴阳，统上六字而言，所包者广。’张景岳更强调说：‘六变者，表里、寒热、虚实也，是即医中之关键，明此六者，万病皆在诸掌矣。’因此，无论外感热病或内伤热病都可用此六变来进行概括，并可起到执简驭繁的主导作用。一般地说，热病的发生不外乎以下几种：或为病发于表的寒热虚实证，或为病发于半表半里或表里同病的寒热虚实证，或为病发于里的寒热虚实证。热病的发展不外乎由表入里或由里出表，由寒变热或由热变寒，由实转虚或由虚转实。表里、寒热、虚实的理论，主要是以表里辨病位，寒热辨病性，虚实辨病势”。

表里是辨别热病邪正斗争的部位所在。热病邪气在表，正气向外抗邪，呈现恶寒、发热、脉浮等症的，称为表证，治宜随其寒热虚实从表以汗之。热病邪在半表半里，正邪分争，呈现往来寒热等症的，称为半表半里证，治宜随其寒热虚实从半表半里以和之。若邪两在表里，正邪分争，则呈表里相兼证，治宜随其寒热虚实选用先表后里、先里后表和表里同治三法。热病邪气在里，正气向内抗邪，呈现但热不寒或但寒不热而脉沉等症的，称为里证，治宜随其寒热虚实从里以温、清、补、泻之。

寒热是辨别热病邪正斗争的性质所属。热病的寒热属性，取决于邪气的阴阳特性和正气的阳盛或阴虚、阴盛或阳虚。即：热病是因阳邪为患而正气阳盛或阴虚者，必现热性证候；热病是因阴邪为患而正气阴盛或阳虚者，必现寒性证候。具体地说：热证，是因阳邪作用于阳盛或阴虚之体所形成，多现但热不寒、喜冷恶热、口渴、小便黄赤、大便硬结、舌质红绛而苔黄黑干燥、脉数等症，治宜随其表里虚实以清之。寒证，是因阴邪作用于阴盛或阳虚之体所形成，多现但寒不热、喜热恶冷、口不渴、小便清白、大便溏泄、舌质淡而苔白润滑、脉迟等症，治宜随其表里虚实以温之。

虚实是辨别热病邪正斗争的形势所趋。热病的虚实形势，取决于正气抗邪力量的强弱，即：实证，是因正气抗邪力强所致。如上述表里寒热诸证而脉浮、沉、迟、数有力（如紧、滑、洪、实等）者便是，治宜随其表里寒热以攻之。虚证，是因正气抗邪力弱所致。如上述表里寒热诸证而脉浮、沉、迟、数无力（如虚、弱、微、细等）者便是，治宜随其表里寒热以补之。

可见，热病表里寒热虚实的理论是以邪正斗争的具体反映为依据的；而表里寒热虚实的具体反映，则是由邪正双方相互作用来体现的。因此，辨别热病的表里寒热虚实，必须同时看到邪和正两方面，只有综合分析邪正双方的具体情况，才能正确地做出表里寒热虚实的判断。

但应指出的是，通过八纲辨证所得出的包含病位、病性、病势在内的一个完整的证，如表寒实证、表寒虚证、表热实证、表热虚证、半表半里寒热虚实证、里热实证、里热虚证、里寒实证、里寒虚证等，应该说还是比较笼统的，必须进一步把它们落实到六经、三焦、卫气营血和脏腑上，才能更具体而切实地指导临床实践。

1.7.2.4应用寒温统一理论

辨治流行性出血热

图为《寒温统一论》

万友生领导的江西省流行性出血热课题组在“七五”期间，应用寒温统一的热病理论为指导，在省内6个市、医院对照观察治疗该病患者例（含对照组例）收到了较满意的疗效。其流行性出血热发热期特色方案如下：

（1）太阳少阳同病，寒湿郁热：症见恶寒发热或寒热往来，无汗，头身腰痛，脘痞呕恶，口苦纳少，神疲乏力，渴喜热饮，小便短赤，面红目赤，皮肤黏膜可见出血点，球结膜充血水肿，舌质红，苔薄白腻或薄黄腻，脉浮数或滑数。其偏太阳者用麻桂败毒汤，偏少阳者用柴桂败毒汤。

麻桂败毒汤（自拟方）：麻黄10克，桂枝10克，杏仁10克，白芍10克，苍术12克，藿香15克，大腹皮12克，陈皮10克，酒常山15克，甘草6克，生姜3片，大枣5枚。

柴桂败毒汤（自拟方）：柴胡15克，桂枝10克，黄芩10克，法夏10克，党参10克，苍术12克，藿香15克，大腹皮12克，白芍10克，酒常山15克，麻黄10克，甘草6克，生姜3片，大枣5枚。

配图不代表方剂，下图同理

（2）湿热郁伏膜原：症见憎寒壮热，午后热甚，汗出，头身腰痛，心烦胸闷，身重肢倦，颜面浮肿，球结膜水肿，斑疹，呕恶不食，渴不多饮，腹胀，大便不爽，尿短赤，舌质红，苔白厚腻或黄腻，脉濡数或滑数，治用达原败毒汤（自拟方）：草蔻10克，槟榔10克，大腹皮15克，黄芩10克，知母10克，白芍10克，柴胡15克，青蒿30克，酒常山30克，杏仁10克，桔梗10克，甘草6克。

（3）湿热留恋三焦：症见发热，午后尤甚，微恶寒或不恶寒，无汗或少汗，头身困重疼痛，心烦胸闷脘痞，呕恶不食，腹胀便秘或溏而不爽，小便短赤，脉滑数，舌质红、苔黄腻或中心焦黑。其湿热并重者用连朴败毒汤，热重于湿者用三黄败毒汤。

连朴败毒汤（自拟方）:黄连10克，黄芩10克，生石膏克，知母15克，大腹皮30克，柴胡15克，苍术10克，石菖蒲15克，酒常山10克，白蔻仁10克，杏仁10克，厚朴10克。

三黄败毒汤（自拟方）：黄连15克，黄芩15克，生大黄（后下）30克，生石膏克，知母15克，栀子15克，大腹皮30克，杏仁10克，白蔻仁10克，青蒿30克，通草10克。

（4）热毒炽盛，气营两燔：症见壮热不寒，头痛欲裂，腰痛，喉痧，斑疹，面目俱赤，心烦不寐，时有谵语，渴喜冷饮，恶心呕吐不食，尿赤便闭，脉洪滑数，舌质红、苔黄燥或焦黑。

治用加味清瘟败毒饮（自拟方）：生石膏克，知母5克，银花15克，大青叶30克，黄连10克，黄芩15克，竹叶15克，连翘15克，生地30克，丹皮15克，元参30克，赤芍15克，生大黄（后下）15克。

若神识时昧予清开灵针(北京中医学院实验药厂制）20～40毫升，加入液体中点滴；若腹痛拒按，便黑，皮肤大片瘀斑，神昏谵语，加用犀珀至宝丹（古方自制，方出《重订广温热论》）1丸。

（5）太阳少阴两感，表里俱寒：症见发热恶寒，寒重热轻，无污，头身腰痛，呕恶，面唇灰青，便下清稀，舌淡苔白，脉沉细。甚则四肢厥冷，寒战不已，汗出不止等。

偏于太阳者用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6克，制附子30克，细辛3克）。

偏于少阴者用通脉四逆汤（制附子60克，干姜60克，炙甘草30克），静脉注射参附针（四川雅安制药厂生产）20～40毫升。

发热期，以6个败毒汤（饮）祛湿清热解毒，以宣畅三焦，故治疗组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临床显示，本病初期既有表现为伤寒型，也有表现为温热型，但以湿热型为主。若纯用三焦、卫气营血辨治，则不足以治伤寒证；若纯用六经辨治，则难以治湿热证和温热证。这种复杂的病情，形成了同一病种、同一病人，先后出现伤寒、温病证候，故应用寒温统一的热病理论指导本病的辨证治疗，事实证明能收到比较满意的疗效。

1.8辨证论治是旴江医派的临证思维特点

图为《证治要义》

“辨证论治”一词，由清代旴江名医陈当务《证治要义》首创。自古以来，旴江医家临证最重辨证论治，辨证活泼，随机择法，善于变通，论治精巧，灵活处置，颇具特色，最具代表性医家当属陈当务。陈氏对辨证论治心有独钟，根基仲景之学，善于传承历代名医，汲取古今位名医辨治精髓，尤其是江西旴江医派历代大家如晋代葛洪、宋代陈自明、崔嘉彦、严用和、元代危亦林、萨谦斋、杜清碧、明代龚信、陈会、刘瑾、朱权、万全、聂尚恒、清代喻嘉言等临证辨治经验，融会贯通，独有心得，其论著《证治要义》充分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

正如当代学者陈永灿指出：“陈当务……首倡并论述‘辨证论治’要义，正是其对中医学术发展的巨大贡献。”“陈氏不仅首次提出‘辨证论治’一词，更重要的是，他还对‘辨证论治’的基本内涵有具体而深刻的论述”在此，谨略述陈当务的辨证论治思想。

1.8.1“辨证论治”沿革

陈永灿说：“近年来，笔者在承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之《证治要义》的整理研究过程中发现……‘辨证论治’四字竟在《证治要义》中出现。经考证，确定‘辨证论治’最早见于《证治要义》，由清代医家陈当务首先提出。陈当务，字惠民，清代康熙至乾隆时期抚州（今江西临川）人，寿逾70岁”。

辨证论治，反映了中医临床思维模式和中医学术发展的固有规律，是中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为现代中医学术的基本特征。“证”是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包括功能、器质病理状态的概括，临床处理疾病以“证”为核心，辨“证”而论治，这正是中医学理论体系有别于其他医学的独有特点。然而，“辨证论治”这一中医学术特征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历代医家经过漫长的临床实践和理论探索总结出来的，这些实践和探索沉积在富饶厚实的中医典籍之中。

图为《五十二病方》

西汉，马王堆医书《五十二病方》和《黄帝内经》十二方，这些都是对症治疗的经验医学，采取的是“对症治疗”方法，可以称之为辨证论治的简单方式或初级形式。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才开启了“辨证论治”学术思想体系形成的进程，从《伤寒杂病论》冠以“辨某某病脉证并治”为标题，书中“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夫诸病在脏，欲攻之，当随其所得而攻之”等名句看，《伤寒杂病论》是中医临床学术的奠基之作，也是我们追溯“辨证论治”说法的源头活水。可见，辨证论治的思想孕育于《内经》，发挥于《伤寒杂病论》。

图为《黄帝内经》

历代医籍中，亦有不少与“辨证论治”一词相似的提法。宋代，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提出“因病以辨证，随证以施治”；金代，刘河间《素问玄机原病式》倡导病机辨证；元代，朱丹溪《脉因证治》将临床诊疗过程概括为“脉因证治”；明代，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提出“因病施治”；明代，周之干《慎斋遗书》列有“辨证施治”一节，提出“见病医病，医家大忌”“惟见一证而能求其证之所以然，则本可识矣”；明代，张景岳《景岳全书》有“诊病施治”一法，总结出阴阳为纲，表里、虚实、寒热为变的辨证方法；清代，徐灵胎《伤寒类方》有“见症施治”之词。

然而，清代陈当务《证治要义》（撰成年，刊出于年）医籍中首次提出“辨证论治”一词。陈氏云：“本集前后共计三百八十七方。因古人一方可治数十病，而一病又兼数方，难以重复，故另汇于此。以仲景公之方列前，诸名医之方列后。凡集中辨证论治，旁边有厶角圈者，即是药方，细心查之自见。”并且对“辨证论治”的基本内涵做了具体而深刻的论述；此后，清代章虚谷《医门棒喝》（撰成于年）亦用了“辨证论治”一词；直至20世纪50年代任应秋开始提倡“辨证论治”，并对中医临床“辨证论治”体系给予了全面阐述，从此“辨证论治”一词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逐渐成为具有规范内涵的中医名词术语。

可知，正如陈永灿所说：“可见，首次出现“辨证论治”一词的中医文献是《证治要义》……提出“辨证论治”称谓的第一人是陈当务……陈氏不仅首次提出‘辨证论治’一词，更重要的是，他还对‘辨证论治’的基本内涵有具体而深刻的论述……首倡并论述‘辨证论治’要义，正是其对中医学术发展的巨大贡献”。

1.8.2辨证论治一以贯之

图为《证治要义》目录

陈当务临证注重辨证论治，重视实践，博采众长，治学严谨，知行合一，《证治要义》体现其辨证论治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证治要义》共10卷，约15万余言，内容翔实，理法兼备，论述平妥，切合临床。陈当务不只是首次提出“辨证论治”一词，更重要的是他还对“辨证论治”的基本内涵有着具体而深刻的论述。从首卷即“辨证”和次卷即“论治”的编排中，就可以看出陈当务极其重视“辨证论治”并一以贯之。陈氏更是在书首“凡例”中明确表明：“是集分为十卷，首二卷辨明证候虚实，以为医学提纲。”此即是重视辨证论治之明证。

陈氏诸科辨治甚俱特色，临证之时，先“辨证”，再“论治”，针对每一疾病皆设有“证治”“集古”“新方”，并且还有自己临床常用方，“叙明致病缘由，及病成而变之理”“总要理路明白，药证相对”。譬如辨证论治内科呕吐：

证治：陈氏认为“外感六淫之邪，皆能令人呕吐。有声有物属阳明，有物无声属太阳，有声无物属少阳，看其邪在何经，即从其经为治。若因寒滞者，吐时胃脘隐隐作痛。因食滞者，必嗳腐吞酸，上膈胀满作痛。因忿怒而气逆者，其痛必连于胸胁。内有实火者，必烦热燥渴，脉洪而滑。内有寒痰者，必下嗢嗢欲吐，脉迟而细。凡吐而勇猛多物者实也，吐而声细无物者虚也。或作恶心，闻食而即吐者，脾胃虚弱也。或朝食暮吐，暮食朝吐者，命门火衰也。又有远行不服水土而吐者，或触秽恶瘴气而吐者，或因吐而出蛔虫者，皆要察其寒热虚实而治之”。

集古（古人方）：陈氏云：“抱朴子《急救方》云：呕家圣药是生姜，诸呕食不下咽者，小半夏汤主之。反胃吐食者，大半夏汤。呕而胸满头痛者，吴茱萸汤”。

新方（今人方）：陈氏云：“任素思日：呕吐，取田螺养于缸内，经宿则有泥，取泥和赤石脂、半夏、生姜汁为丸，杨梅汤下五钱，吐自止。又反胃吐食，属热者，摩擦脚底涌泉穴，属寒者，以滚汤浸脚，其吐立止”。

己方（陈当务常用方）：陈氏云“呕因食滞者，平胃散合保和汤。因肝火上逆者，大青丸。内有实火者，调胃承气汤。内有寒痰者，二陈合理中汤。脾胃虚弱者，四逆合六君子汤。不服水土者，活人败毒散。吐蛔虫者，金匮乌梅丸。又呕家切忌汉下，恐其竭绝津液也。凡病临危而作呕哕声者，胃气垂绝之候”

配图不代表方剂